中国与西亚国家双边贸易效率研究根据随机前沿

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联系得到增强[1]，但由于区域、国家之间存在的差异，这种贸易联系的增强并不均衡。西亚地区由于时局动荡、冲突频发，且对中国出口结构较为单一，因此与中国的贸易效率仍处于较低水平[2]。然而，无论是从“一带一路”的未来建设，还是从中国能源进口的保障等方面，西亚却又是无法忽视的地区，故对中国与西亚国家的贸易联系开展研究仍是十分必要的。目前，使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研究国家间贸易联系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该模型经过多年发展现已具有估算准确、变量分析深入等优势。

应用随机前沿模型对贸易现象进行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977年，Aigner等首创随机前沿模型，并给出极大似然法的估算方法，但局限在于模型仅能估算截面数据[3]。随后Battese等又于同年通过再参数化方法改进了估算模型，显著提高了计算效率[4]。然而，以上学者的相关文献存在的共性缺点是均未能给出如何计算厂商的具体生产效率，直到五年后，Jondrow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开创性地提出一种计算厂商具体生产效率的方法，由此对于生产效率的研究便不止停留在无效率存在与否的判断性命题上，而是成为具体的可度量性命题[5]。

随机前沿法的再度飞跃在1981年，Pitte等将模型可估算数据形式从横截面数据扩充到面板数据[6]。三年后，Schmidt等又在Pitte的基础上讨论固定效应模型，即厂商的技术效率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在当时固定效应这种假设被多数人所接受，然而从当下看，固定效应假设——将厂商的技术效率默认为不随时间变化而变难免有诸多不合理之处，事实上，更应该做的假设是厂商的技术效率随时间而变[7]。根据此种原因，Battese等在1992年提出一种时变模型——即厂商技术效率随时间改变，这使得研究所建构的模型更为贴近现实的生产现象。此后根据随机前沿法测定效率的研究逐渐走向标准化，并与传统的引力模型相结合，研究范围也从企业的生产效率扩充到更为宏观的国家间贸易和投资效率，不过其在本质上并没有脱离随机前沿法的解释范围。

目前，国内学者正致力于开展对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贸易效率及潜力的测算工作。在区域贸易测算方面，屠年松、李彦研究发现，关税水平、距离是阻碍中国与东盟国家双边贸易水平提高的重要因素[8]。刘用明等研究发现，中俄双边贸易效率虽保持较高水平，但中方对俄方出口效率明显偏低[9]。侯敏等研究发现，距离、关税水平和欧盟一体化等因素阻碍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双边贸易[10]。邓富华等研究发现中国石油进口贸易存在一定的效率损失，且中国与不同国家和区域之间的贸易效率呈现差异化特征[11]。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测算方面，崔娜等研究发现，政府效率是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贸易效率的重要因素之一[12]。季凯文等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自由度与中国的直接投资效率呈现正相关[13]。李晓钟等研究发现，经济自由度、贸易和运输等基础设施质量水平的提高有助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效率的增长[14]。程云洁、董程慧研究发现，经济规模、货币自由和金融自由对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工业制成品出口贸易效率有积极影响[15]。孙金彦等研究发现，自由贸易区并不是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潜力的主要因素，原因在于那些与中国建立起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在贸易总量中所占的比例还比较低[16]。

综观已有研究，其研究对象多集中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中国对外经贸重点地区，以西亚地区为实际研究对象的仅占少数，且实证分析十分缺乏。因此，本研究从实证角度出发，在对已有研究所证实的有效变量进行再度筛选后，应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对中国与西亚国家的贸易效率、贸易潜力以及影响贸易效率的因素展开测算与分析。

一、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西亚是未来中国应重点强化经贸联系的地区，从地缘经济角度看，西亚的位置极为优越，其沟通印度洋、大西洋；连通亚洲、欧洲和非洲；下辖里海、黑海、红海、地中海和阿拉伯海，不仅是亚欧大陆联系的纽带，更是世界的交通枢纽，全球的陆运、海运大都需要经行此地[17]，因此，“一带一路”倡议打造“新欧亚大陆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西亚地区应是重点合作建设的地区[18]。不仅如此，西亚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丰富，且整体上呈现储备量大、开采难度低的特征。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亚就成为全世界的能源供给地。中国是能源进口国，且能源对外依存度逐年提高[19]，因此，未来的西亚也将是中国不可缺少的能源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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