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雪林屈赋论丛中华文化源于西亚之商榷

苏雪林《屈赋论丛》中华文化源于西亚之商榷汤 洪 况 野（四川师范大学 四川 成都 ）【摘 要】苏雪林在其屈辞研究四书特别是《屈赋论丛》中以屈辞的域外文化探讨为由，罗列大量史实，认为屈辞存有大量外来文化，进而得出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一样，皆来源于产生《圣经》文化的西亚。苏雪林以天主教徒的身份，将世界文化统统归于《圣经》的流衍。笔者赞同屈辞存有丰富的异域文化因子，但是，笔者认为，中华元文化本源于黄河、长江流域，有其独特的意义内涵及其呈现形态，因而具有自身独特范式，我们不能因为中华文化吸收借鉴了古西亚文明，就认定中华文化导源于西亚，这与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事实并不吻合。【关键词】苏雪林 屈赋论丛 西亚 中华元文化【中图分类号】G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8784(2015)01-71-5收稿日期：2014-09-16作者简介：汤 洪（1977—），男，文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况 野（1991—），男，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笔者在一系列屈辞研究论文中，探讨了屈辞所存外来地理地名以及外来文化，如笔者认为屈辞《离骚》《九歌》《天问》所现“昆仑”其所指相同，或为阿拉拉特山。[1]《离骚》“流沙”、“赤水”、“不周”、“西海”应为有前后逻辑地理方位的一系列相关地名，所指或为阿拉伯沙漠、红海、东非大裂谷、印度洋或大西洋。[2]《离骚》“崦嵫”一名本为西海之神，其后演化为大地极西之山。[3]《离骚》“西极”应基于欧亚大陆，或指大地极西之地。[4]《天问》“何所冬暖”、“何所夏寒”应反映出诗人世界地理意识，或是对赤道和北冰洋地理地貌的好奇之问。[5]《天问》黑水或为导源于阿拉拉特山之北的吉瑞尔河。[6]三危语义模糊，应为昆仑之西的大地极西之山。[7]笔者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并不是哗众取宠，而是来自于笔者对屈辞文本的整体观照。这些地名在屈辞中多有前后照应的逻辑关联，这种逻辑时空关联也正体现了屈原思绪的逻辑顺序。由此，我们正可以对《离骚》乃至屈辞作出合理融通的解读而不至于前后龃龉。由此解读，我们又能窥探先秦时代中国士人宏阔的世界知识背景，从而印证为考古所证实的先秦中西文化大交流的时代风貌。虽然笔者赞同苏雪林的研究思路以及由此得出的一些结论，但是，笔者对苏雪林《屈赋论丛》所持的根本结论却并不认同。为此，笔者需作一陈述，以期让读者明白笔者所持屈辞外来文化所禀承的谨慎态度。苏雪林在《屈赋论丛》中反复强调了她的一个核心观点，即世界文化同出一源。她在《自序》中说到：“若知世界文化同出一源则大同主义当可早日实现。世界文化同出一源，中国文化也是世界文化的一支，这话我已说过无数次了。本来人类一元论与文化一元论是不能轻易谈的。……不过据我对屈赋的研究，世界几支古文化像西亚、埃及、沿地中海国家、希伯来、希腊、印度及我们中国的宗教神话，面目虽异，精神则同，种族虽殊，血缘相近，谓其同出一源，我想谁也没法否认。”[8]在《我国古代移民通商沟通文化之伟绩》一文中，她说：“……他们也承认希腊文化曾受两河影响，但他们却不知道，我们中国与两河文化之接触，更比希腊早。我们同出一个大家庭，而我们中国实为文化的老大哥，希腊只能算小弟弟，我们是长房的子孙，欧美人只能算二房三房的苗裔。”[9]在《希伯来文化对中国之影响》一文中，她又说到：“谓世界文化同出一源，必须承认世界民族也同出一源，所谓人类来源如何，据旧经创世纪之说，当然简便不过……本人……惟对于一派历史学者的主张，颇乐于接受。因为有一派历史权威者根据许多证据，推测世界人类策源于地中海一带。”[10]综观苏雪林《楚骚新诂》[11]《天问正简》[12]《屈原与九歌》[13]《屈赋论丛》[14]等《楚辞》研究四书，世界文化同出一源，也即是世界文化同出西亚，中国文化亦为西亚文化之源下的一支，这些论断是苏雪林所秉持的主要观点。苏雪林在《域外文化两度来华的来踪去迹》[15]和《域外文化第一度来华的根据地》[16]两篇文章中，表明屈辞包括《九歌》《天问》皆是域外文化思想之总汇，“这域外文化策源西亚，也就是两河流域，传播遍于世界，世界几支古文化国家如埃及、希腊、印度及地中海诸国，均在此种文化势力笼罩之下。这种文化曾两度来我中华，一度在夏商前，一度则在战国中叶，后者正当屈原时代。”[17]苏雪林认为，早在夏商之前，西亚有一古老民族名为苏末，后为闪族所灭，其中一支逃至印度，又沿海向东航行到达山东半岛，由登州、莱州登陆，建立一个西亚雏形国家并逐渐占据山东全境。这些外来移民认为泰山处在大地之“脐”，去掉左边的“肉”，即为“齐”。传四百年至桀，为殷商民族所灭，遗民又东南开建越国。第二次则在战国中叶，域外文化又大量传入。马其顿亚历山大征服亚非欧时期，大批学者为逃避战祸，携带学术知识，纷纷举家东逃至燕、齐两国。齐之稷下尤盛，以域外学者邹衍为巨擘。[18]苏雪林一生坎坷，思想转变较大。上世纪20年代，苏雪林便在留学法国期间皈依天主教，[19]她自己就曾说“我信的是天主教”，[20]回国后，又在苏州基督教长老会创办的景海女子师范担任国文主任。[21]以此人生背景，苏雪林禀持以天主教文化中心论看待世界文化的起源与流变，自然会得出上述诸端主张。苏雪林提出世界文化同出一源的观点，自有其时代历史因缘。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中华民族在东西夹击之下，节节溃败，中华士人的思想随着国势的变化而不断转变。先有师夷长技以制夷，旨在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用技术强国。但是，洋务运动所造就的所谓经济和国防的中兴却在近邻日本的侵扰下一败涂地。此时，士人方才觉悟，仅有技术，而无科学的制度管理，一样不能强大，由是有戊戌变法，废科举、办学校、兴议会，旨在向西方学习改革制度。但是，这一系列的尝试依旧没能让中国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义和团运动的失败，辛丑条约的签订，辛亥革命风起云涌，袁世凯渔翁得利，中国士人再一次意识到，技术、制度皆不能救国，惟有从根本上改变固有文化，方能疗救中国。由是，以反传统为主题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即应运而生。由此历史线索，在此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之下，中西文化激烈碰撞，文化在经济和军事强力之下的软弱无力让中华士人刻骨铭心，由此而生出文化之西方中心论也就不足为怪。士人们一面主张中国文化要西化，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怀着极度虔敬的爱国情怀，两种心理的结合，自然会生出中西文化殊途同归、世界文化同出一源的念头来。苏雪林的观点同样也打上了那个时代的印迹。“我遂于民国十年即一九二一年与本校一同考取的林宝权、罗振英到上海，与男女同学一百零五人，由吴稚晖先生率领海轮‘Porthor’号四等特舱，航行三十余日抵达法国马赛，改乘火车赴里昂而入中法学院了。”[22]苏雪林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赴法求学，然后皈依天主教。在西方文化中心论的话语世界里，她把当时的中西两方文化都归源于西亚，并且认为中国文化是西亚文化流播的长房子孙，其拳拳爱国之情跃然纸上。其实，这并不是苏雪林一人心血来潮，此种论调在“五四”前后的中国士人中当有广泛认同，很多名流都曾主张过此种理念。苏雪林所主张中国文化来源于巴比伦一说，也是那个时代反满情绪高涨之必然。甚至为汉族不同于满族计，主张汉族亦西来者也颇有影响。如蒋智由于1903 年9月在《新民丛报》发表《中国人种考》，认为汉族由纪元前2282年底格里士河巴克（Bak）民族从土耳其斯坦，经喀什噶尔（Kashgar，即疏勒），沿塔里木河（Tarym），达于昆仑山脉之东方迁徙而来。甚至“中国”一名也为此迁徙民族纪念故土而设。[23]刘师培1903年11月发表《中国民族志》，认为汉族在上古时由西方巴枯（盘古一音之转）族移居黄河沿岸而来。[24]1904年1月，刘师培《攘书·华夏篇》重申汉族初兴，肇基西土，汉土民人数典忘祖，制盘古创世之说，以溯汉族起源。[25]1904年7月，刘师培在《警钟日报》发表《思祖国篇》，再次重申“巴枯”即“盘古”。1905年5月，刘师培在《国粹学报》以“刘光汉”的笔名发表《国土原始论》，又一次声称，神州民族，兴于迦克底亚。“巴枯”为“盘古”之转音，也即“百姓”之转音。[26]刘师培的这些主张，皆完整汇集于他编纂的《中国历史教科书》。[27]章炳麟在1904年《訄书·序种姓》篇中认为方夏之族，自科派利考见石刻，出于加尔特亚。[28]1915年丁谦发表《中国人种从来考》，以上古诸种文献为依据，考证中华民族西来的种种史迹。[29]凡此种种，皆为“五四”前夕中国人种及文化西来主张之印证。其实，这些主张皆肇端于西方基督教学者的中西比较文化研究，他们以《圣经》为中心，试图从世界各族各地遗迹中找寻蛛丝马迹以期证明《圣经》所载之史实以及《圣经》辐射之影响，当然，人类文明起源于《圣经》更是他们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本来，置苏雪林的观点于历史时代语境之下，并不是什么标新立异的孤论，但是，如果笔者的研究由于苏雪林的根本主张而被读者误解，甚为憾事。因而，阐明笔者在中华文化之源起及其特征上的一些思考，似乎就显得十分必要。宇宙从何而来？万物从何而来？人从何而来？人生的价值何在？这是初民所普遍关注的核心问题，或许世界上所有古老文化的原始经典都曾试图对这些问题给予自己智慧的解答。有比较才会有鉴别，对自己的认识须建基于对他者的关照。《圣经》开篇之《创世纪》认为神创造了天地万物，是神创造了光、区分了昼夜，是神创造了空气、陆地、海洋、植物、日月、飞禽、走兽，是神创造了男人和女人，也即是说，万能的神创造了世间一切，[30]这是希伯来先民给出的答案。同样，古希腊神话认为混沌之神卡俄斯（Chaos）构成宇宙万有并产生大地女神盖亚（Gaea），盖亚生乌拉诺斯（Uranus ）又与之结合，后又生十二提坦神，提坦神们彼此结合，生出日月星辰及居住于奥林匹斯山之十二天神。[31]混沌之神创设天地，这是古希腊神话给出的解答。《古兰经》开篇之《开端》也确认万能的真主创造了天地，[32]这是伊斯兰先民给出的回答。《梨俱吠陀》之《创造之歌》《金卵歌》及《原人歌》则认为宇宙万物来源于“生主”，《奥义书》中对这此问题做出的解答则是代表宇宙神灵的“大梵”创设了天地万物，[33]这是古印度先民给出的答案。佛祖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参悟出的答案是“缘起性空”及因缘和合而生万物，即万物起源于因缘。我们再来考察中华群经之首《周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34]《周易》以乾坤指天地，用阴阳指动静刚柔，一阴一阳之谓道，道不是神，也不是真主，道是阴阳，阴阳是天地，是天地生出了万物和人，中华先贤在解答这个问题时迥异于前述诸种古老文明。在中华元文化里，中华先贤推崇以大智慧认识世界，不相信世间会有主宰之神，所谓神的存在只不过是由于人的智慧不到所引起的“阴阳不测之谓神”。[35]开启大智慧，成就大事业，一切要靠人自己来完成，自佑才会天佑。火要靠人自己钻木取得；药草要靠人自己遍尝才能得知；衣裳要靠人自己养蚕抽丝而制；捕鱼的利器要靠人自己来结网；耕田的工具要靠人自己揉木为耒耜；洪水之患也要靠人自己通过艰苦智慧的治理方能消除。当其他民族在造神的时候，中华历史从远古传说时代的轩辕、神农、颛顼、帝喾到尧、舜、禹时代，就以神话言说的形式为中国人自身建构的却是另一个渊源流长、脉络分明的圣王谱系，这一谱系直到商周之后的文武周孔。一方面这一圣王谱系既是中国后世道德化形象的初始原型，另一方面这也正是中国历史从原初时期就开始的各种具体文化行为的开创者和延续者。诸如前述神农氏对于农业的发明创造，燧人氏对于火的发明，大禹对于治水的功绩等。与其说这一谱系是传说与巫史时代的神谱，不如说，它更是对于中国上古文化以及发展源头的隐秘追述。我们一直强调这是中华文化自身所独有的，我们也特别强调中华先贤塑造出的是能从生产实践中发明创造的圣人，圣人是人，而不是神，也不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人格神。《周易·乾·九三》认为“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36]乾者，阳也，阳者，奋进也。说的是君子白天须勤勉奋进，晚上须像遇到危险一般地反思，这样，才不会有过错。中华先贤们强调的是人发自内心的反思，与《圣经》所言“原罪”而须忏悔一说亦大相径庭。从这些比较可以看出，中华元文化应该是有别于其他诸种古老文化类型的独特文化内容形态及其言说方式，如果我们以西方宗教元文化中心论来看待中华文化，就会作出如苏雪林般的偏颇结论。笔者研究屈辞里遗存的外来文化，并非要将结论引入到苏雪林中华文化西来的中心论题上去。研究屈辞外来地名，笔者亦旨在通过屈辞文学作品的个案，体察屈辞中透露的中西文化交流因子，然后以此观照先秦中西文化大融合的时代特征。笔者认为，屈原生活于先秦中西文化大碰撞时，这也是历史学家所谓的世界轴心时代。不同于本土狭小的地理空间观念，屈原拥有广阔的世界地理知识，并且，屈原将这种地理知识用文学形式织入自己瑰丽绚烂的作品之中。不仅屈原如此，整个先秦甚至更早时代，中西文化都呈显互融互汇之势，对外来文化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是一个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象征。正如《周易》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37]一种文化只有不断主动吸取外来营养，积极发展升华，才可能时时放出绚烂夺目的光芒。《周易》也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正是因为先秦时代中华文化的开阔眼界与胸襟，刚健硬朗的气度与品性，敢于吸纳世界优秀之源，也才造就出整个时代的辉煌。笔者的结论是，文化只要处在不断交流之中，就会保持生机与活力，阻断交流，文化就会呈僵死状态，了无生气。屈辞正是基于楚地、中原、域外以及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多元文化之浇灌，从而让诗人在舒肆妙虑、沉思瀚藻中呈露出如此陆离斑斓而惊采绝艳的诗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因为屈辞有此异彩，从而得出中华文化完全来源于域外甚至西亚，苏雪林的失误即在于此。屈原以上的若干世代，中华先贤即在这片土地上创制出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范式，其元文化本质特征迥异于世界其他诸种文化形态，这是由黄河、长江流域时地、环境、气候、物种、生产方式等诸多因素所决定的特有文化生成。此种文化在后来的发展壮大中，不断吸取周边以及域外的文化因子，从而成长为自己的文化之河，我们不能因为一种文化由于吸收借鉴过其他文化因子，而断定这种文化来源于另一文化，此一态度，应是忽略文化的历史发展历程的误解，因此，笔者特澄清于此，似乎亦为必要。【责任编辑：闫现磊】参考文献[1]汤洪.屈辞“昆仑”再探索[J].中华文化论坛，2013（5）.[2]汤洪.流沙·赤水·不周·西海——《离骚》地理再探索[J].中华文化论坛，2010（3）.[3]汤洪.屈辞“崦嵫”再探索[J].文史杂志，2012（3）.[4]汤洪.屈辞“西极”再探索[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2（6）.[5]汤洪.屈辞所涉赤道与北冰洋研究——《天问》“何所冬暖，何所夏寒？”再探索[J].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3（4）.[6]汤洪.《天问》“黑水”岐说探微[J].中华文化论坛，2014（5）.[7]汤洪.历代注疏对《楚辞》地名解说的讹变——以“三危”为例[J].社会科学研究.2013（5）.[8][9][10][14][15][16][17][18]苏雪林.屈赋论丛.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12，29，568，31-39，40-45，32，31-45.[11]苏雪林.楚骚新诂[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12]苏雪林.天问正简[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13]苏雪林.屈原与九歌[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19][20][21][22]苏雪林.苏雪林自传[M].江苏：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55-57，65，64-65，46.[23]蒋智由.中国人种考[M].新民丛报[N]（第37号，1903年9月5日），9-19.[24]刘师培.中国民族志[M].刘申叔遗书[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602-603.[25]刘师培.攘书·华夏篇[M].刘申叔遗书[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631.[26]刘光汉.国土原始论[M].国粹学报[J]（第2册第4期），1.[27]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M].刘申叔遗书[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2178.[28]章炳麟.章太炎全集（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170.[29]丁谦.中国人种从来考[M].转引自柳诒徵.中国文化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2-3.[30]《圣经》和合本[M].中国基督教两会.1-4.[31][希腊]索菲娅·N·斯菲罗亚.希腊诸神传[M].[美]黛安·舒加特英译.张云江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出版公司，2007：6-9.[32]古兰经[M].马坚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33]五十奥义书[M].徐梵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20.[34][35]系辞上[M].周易正义[M].阮刻十三经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82，78.[36]周易正义[M].阮刻十三经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3.[37]系辞下[M].周易正义[M].阮刻十三经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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