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视角下唐代以来的中非交流

中国与非洲之间的交流古已有之，双方的官方交流自两汉时期就已发轫，至唐宋时期，中国与非洲的交流更是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在唐代，中非之间的丝绸之路开拓完成，在继承唐之前中非交流路径的基础上，唐代的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经过了更多沿线国家和地区，并在中非交流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在唐宋时期，越来越多的中国瓷器沿着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进入非洲，瓷器也成为早期中国对外贸易的拳头产品和国家形象载体[1]。

中非间瓷器贸易蓬勃发展的先决条件是航海技术的进步。到唐代时，中国航海已经广泛使用当时世界上相当先进的天文定位技术，利用测定北极星高度差值的方法测量南北距离，这是唐代航海技术的集大成者，已经具有相当大的实用价值。利用记录分析沿岸地形地貌，并以此定位船只航行所在的位置，因此唐代开始，海运船只可以相当精确地沿既定航线行驶，这也在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航海技术的进步，此时中国瓷器已经是经由固定航道运往非洲了。除了航海技术，唐宋时期的中国造船技术也迎来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唐代，中国制造的远洋船只开始使用钉铆连接方式，这使得中国远洋船只能够经受更大的风浪，驶往更遥远的海域。而到宋代，水密舱技术趋于成熟并得到较广泛的应用，这项技术能够提升中国远洋船只的抗沉性，并可以最大程度控制并减少中国瓷器运往非洲途中的折损率。正是在唐宋这样的航海业大发展背景下，中国瓷器对非洲的销售以及中非交流水平都迈入了全新阶段[2]。

中国瓷器在中非交流中扮演了见证者的重要角色。在唐代以来的中非交往中，大量瓷器随着中非交往沿丝绸之路输入到非洲大陆。在非洲大陆近些年的考古活动中，也发现了许多唐代以来流入的中国瓷器制品。由于瓷器保存期极长的缘故，在非洲有相当多出土的中国瓷器保存状态极为完整，这些都成了中非交流史的最好见证[3]。

最先发现中国瓷器的是北非地区，而北非地区发现中国瓷器文物最早最丰富的当属埃及。埃及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交界处，位于交通要害节点，向来是四战之地，也先后孕育了人类历史上许多个伟大帝国。北部非洲的中国瓷器主要来源于两种途径，一种是运载中国瓷器的商队途径北非特别是埃及地区时，瓷器商品流入当地市场。另一种是中国瓷器商品以北非地区为目的地的输入行为。两者在中国唐代以来的中非贸易交流中都有大量存在。在北部非洲地区，存在数量众多的中国瓷器留存遗址，如位于埃及开罗南部的福斯塔特遗址。福斯塔特是埃及古城，始建于公元七世纪，在开罗成为商业中心前一直承担着埃及经济、商业中心的职能，直到十四世纪，由于瘟疫流行和尼罗河改道等原因，福斯塔特城被放弃，埃及的商业中心也从此转到开罗，而福斯塔特旧城逐渐成为开罗生活垃圾的堆放地。由于福斯塔特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处于埃及经贸中心，其考古学独特价值逐渐引起世界埃及学和非洲学研究者的注意，从20世纪初起，欧美等国家的研究者就将学术注意点转向福斯塔特，1912年以来，英、法、美、日等国家的研究者陆续在福斯塔特展开发掘工作，至今共发现一万七千余片中国瓷器碎片，时间跨度涵盖从唐代到清代[4]。我国研究者在1998年参与到福斯塔特遗址瓷器发掘鉴定工作中，共鉴定瓷器一万两千多片，主要包括越窑、长沙窑、耀州窑、龙泉窑的青瓷、长沙窑白瓷，其生产时间以两宋至元代为主，瓷器形制多样，盘、碗、杯、盏、罐等均有出现[5]。

除福斯塔特遗址外，北非地区还先后发现了位于开罗以东的提勒盖特埃勒马拉遗址，该遗址兴盛于马穆鲁克王朝时期，出土的瓷器碎片主要来自龙泉窑青瓷、景德镇白瓷、清代青花瓷等中国瓷器。位于埃及南部的阿伊扎布遗址在1966年经日本研究学者现场发掘考察，出土了大批越窑和龙泉窑瓷器碎片。此外亚历山大城遗址也发现少量中国宋元时期的瓷器碎片。从北非的考古发掘中可以看出，中国与非洲的交流与商贸活动中，北非的地理地位相当重要，承担了中非交流与中非商贸中转站的作用。

在东非地区，也同样发现了许多中国瓷器的碎片遗留，这些东非地区的考古遗址主要集中在今天的肯尼亚、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等非洲国家[6]。东非地区发现中国瓷器碎片遗留最多的国家是肯尼亚，在肯尼亚国内，先后在多个地区出土大量中国瓷器碎片，蒙巴萨地区、拉穆群岛地区、马林迪沿岸地区、格迪地区、塔纳河流域地区都有大量出土。在肯尼亚出土的中国瓷器相较于北非地区，已经有了明显变化，出现了更符合伊斯兰文化河当地土著文化审美的瓷器形制，且瓷器的使用方式也不仅仅限于容器，而是进入了当地人的生活之中，融入了当地的宗教与文化，大量瓷器、瓷片被贴在清真寺等宗教建筑内，以及穆斯林的墓葬外部，这反映了中国瓷器在东非地区已经由简单的原品出口转向为非洲客户量身定做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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