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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亚非洲

西亚安全秩序变革的结构性要素分析

一、引 言

西亚安全和秩序中的新趋势牵涉到,在结构、行为体和过程这几个相互关联的主体构成的领域中,改变地区安全秩序的影响因素。这个议题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国际体系正在经历具有动态性、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的转型,这种转型也可以在地区体系中观察到。高度的不确定性使各国更加关注自己在地区权力格局中的地位。事实上,以下因素,恐怖主义、极端宗教意识形态、暴力抵抗分子、贫困和阶级分化的蔓延、人口增长和因就业机会短缺而导致的失业人口增加、地区冲突激化、地区危机的复杂性、替代方案和替代模式的模糊性、自然和化石能源的减少、全球市场在转型期间对能源安全和石油及天然气管道安全的质疑、由于替代能源的开发使得碳氢化合物市场的下滑并导致全球大国减少对石油的依赖、石油收入减少、水资源危机和气候变化的后果等,均促使地区动荡和威胁加剧。

由此,本文试图探究新兴非国家行为体,如伊斯兰国(ISIS)和一些族群,的角色,次主权行为体,如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的产生,失败国家,如叙利亚和也门,数量的不断增加以及越来越重要的“矛盾行为体”,如土耳其和卡塔尔。他们反映出角色、干扰型行为体的多元化以及影响西亚地区秩序和安全的行为体的多样性等方面的变化。

此外,一些新进程也值得关注,如地区和域外大国在西亚安全事务中行为机制的变化;短期、临时、跨领域和基于具体事项的联盟数量在增长。而由于地区动荡、基于宗派的身份政治、种族分离主义、战略角色和地位的转变、西方行为体战略的不确定性、行为体之间认知的动态性和易变性以及短暂的友谊和仇恨的增加,这些联盟脆弱而不稳定。

一些结构性因素引起了大范围的、带来严重后果的冲突和地区危机。这些结构性因素包括,由地缘政治发展和替代模式不明确导致的规范准则的缺乏、地区在决策结构中的作用随民族—国家结构的削弱而上升、伊朗—沙特—土耳其三角地缘政治竞争再现、地区大国相对实力变化引起的均势的改变、域外大国在西亚安全方面行为范式的转变以及非平衡、非对称和消耗战、小规模冲突和代理人战争等。

本文的理论框架建立在史蒂文·大卫(Steven David)提出的“全方位平衡”(Omni-balancing)这一概念之上。全方位平衡理论借鉴了均势理论(balance of power theory),但旨在纠正现有均势理论在研究发展中国家(史蒂文所说的第三世界)时存在的局限。(1)Danielle Beswick, “The Return of Omnibalancing?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Strategies for Securing Agency in Post-genocide Rwanda,” R. David, “Explaining Third World Alignment,”WorldPolitics, Vol.43, No.2, 1991, pp.233~256.史蒂文·大卫采取多层分析法和系统地研究政治,试图通过“全方位平衡”视角分析发展中国家领导人通过联盟和结盟实现其影响力最大化的决策。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的这一选择源于他们对国家、地区和国际三个层面的分析。

史蒂文·大卫坚信,全方位平衡理论不仅应该关注针对国家这一理性单元的威胁,也需要考虑对国家领导人的威胁,因此应同时处理内部和外部威胁,而不是仅仅关注外部威胁。需要牢记的是,第三世界政府不能或不想为其公民建立一个稳定、有序和安全的国家,更可能为了应对在国家层面遭到的对其主权和生存的威胁而联合起来。虽然均势理论优先强调权力、理性和利益以及生存作为国家目标和利益的重要性,但可想而知,第三世界领导人行为的最有力决定因素是他们对巩固权力和生存的理性算计。(3)Ibid.

简而言之,史蒂文·大卫眼中的全方位平衡概念包括均势的三大走向:一是领导人寻求与构成次要威胁的竞争对手结盟,以便集中力量对抗主要竞争对手。二是领导人正通过培育可能支持其国内反对派的国际盟友,试图分裂受其威胁的行为体。三是领导人可能更愿意维护自己的个人安全和利益,而不是国家的安全和利益。(4)Danielle Beswick, “The Return of Omnibalancing?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Strategies for Securing Agency in Post-genocide Rwanda,”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探讨影响西亚秩序和安全的最重要的结构性因素;第三部分分析影响西亚秩序和安全的行为体,解释了域外国家、地区国家和次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在第四部分中,本文以身份差异、贫困与不平等、水资源危机和伊斯兰教为重点,对影响西亚秩序和安全的进程进行了分析。第五部分解释了西亚地区安全和秩序的模式,包括使地区安全行为体陷入困局的拼图模型和弈棋模型。最后,本文尝试使用弈棋模型和拼图模型在全方位平衡的基础上解释研究结果,然后将其应用于结构、行为体和地区安全准则和进程,以形成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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