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中国中东外交的调整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复杂的变化，变革大潮风起云涌，推动国际秩序加速演变。中东地区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多元复杂的民族宗教矛盾，较长时期处于动荡变革中。热点问题、地缘争斗和极端恐怖主义顽疾纠缠在一起，使地区局势复杂多变，不少国家在艰难地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面对中东大变局，中国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交往中坚持相互尊重和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在推动热点问题解决方面坚持公道，坚持合作共赢，同中东地区各国都保持良好的关系，堪称新中国外交的一大亮点。投身外交工作的四十多个春秋，笔者一直从事对中东地区的外交工作，从学习起步到驻两个阿拉伯国家大使，又担任五年多中东问题特使。回望这些年的历程，留在记忆里的是一段段镌刻着时代印痕的故事，也是个人满怀理想、追求与使命的人生。 亲历外交政策调整 中东地区地处连接亚非欧三大洲的重要地缘位置，自古以来是大国角逐之地，商贾云集之处，各个历史时期的东西方大国都以不同方式在这里留下它们的印迹。中阿友谊历史久远，古老的丝绸之路就是连接双方间的友谊纽带。在历史的长河里，中阿两大古老而璀璨的文明交相辉映，为中阿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之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仍处在西方殖民主义的控制之下。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共同斗争中，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相互支持，双方关系和友谊不断发展，中国与中东各国的关系掀开新的一页。特别是在1955年召开的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与埃及总统纳赛尔等阿拉伯国家领导人进行了历史性的会晤，中国明确支持将巴勒斯坦问题列入亚非会议议程。翌年，中国同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进而打开了与西亚非洲关系新纪元，这对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孤立和封锁起到了重要作用。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对外政策都有了重大调整，邓小平同志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两大主题，要利用适当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奉行真正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强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关系，为国内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并大力主张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这时，中东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82年9月在摩洛哥非斯城召开的阿拉伯首脑会议通过决议，提出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方案，并事实上承认以色列的存在，政治解决中东问题的趋向渐成主流。在各大国竞相斡旋中东争端的进程中，中国不能成为这个大舞台上的缺席者，因此需要调整中东政策，故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势在必行。但基于历史的原因和中阿深厚友谊的实际情况，中国对中东政策的调整只能采取渐进的方式。于是，1985年起，中国一些公司和院校逐步开始了与以方的交往与合作。1987年9月，中以两国外长利用出席联合国大会之机进行会晤，这一方式成为建交前双方最高级别会晤的机制。中国也利用一些机会调整对解决中东问题的政策主张，表示通过和平谈判是解决中东问题的最好办法，符合中东地区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强调和平解决的前提是以色列放弃侵略扩张政策、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民族权利得到承认和恢复、阿拉伯国家被占领土应予归还的同时，也强调支持巴勒斯坦和以色 列相互承认，以色列的安全也应得到保证。促进阿以双方和谈成为这一时期中国中东政策的基调。 1988—1993年，我先后任外交部亚非司主管中东事务的处长和副司长，参与了对以色列调整关系和建交的一些具体事务。中东形势的发展，使中国与以色列建交的条件日渐成熟，但仍须考虑中国同阿拉伯方面的深厚关系和阿方的承受能力，做到顺其自然，水到渠成。于是，相互在对方建立半官方色彩的代表处就成为理想选择。鉴于以色列在农业科技方面的特长和双方已开展了这方面的合作，1990年以方在北京开设了科学和人文学院联络处，并由其外交部资深外交官苏赋特任顾问。他后来成为以色列首任驻华大使。而中方则由中国旅行社在特拉维夫设立办事处，由外交部亚非司一位参赞任主任。双方代表机构都具有签证职能，这样双方间就建立起了直接的联系渠道，这是迈向中以建立全面关系的重要一步。记得以色列联络处官员第一次到外交部会见亚非司负责人时，他们都显得特别兴奋。此后，我们也应邀到联络处参加活动，双方交谈的话题更加广泛，彼此有一个不言的共识，即关系正常化的各项准备已基本就绪，正式建交只欠东风。1991年10月下旬，由美国主导的中东和会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相互对抗兵戎相见近半个世纪的阿以双方终于坐在一起，开始了面对面的谈判。对于中以关系而言，这无疑是个契机，中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时机已到。 静若处子，动如脱兔，这是中国外交的一贯风格。经中以双方商定，中方决定派杨福昌副外长率团访问以色列，就地区形势和发展双边关系事宜交换看法。12月22日，代表团一行五人启程经欧洲前往陌生之地以色列。我作为亚非司副司长参与这次“破冰之旅”，既感到兴奋，又觉得肩负沉甸甸的责任。 1992年1月24日，中国和以色列两国建交联合公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签字仪式。图为签字后，宾主举杯相互祝贺。 在双方代表团的正式会谈中，以方代表明确表示，以色列政府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立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双方对建交协议的讨论非常顺利，当即草签建交协议，待两国外长正式签署生效。中方还阐述了对中东问题的看法和原则立场，并强调中方这一立场的连续性。以方对此表示理解，表示欢迎中国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进程经历了四十余年，坐在一起商谈只用了片刻时间，这真可谓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紧接着，利维副总理兼外长会见代表团， 并对双方达成建交协议表示祝贺。杨福昌转达了钱其琛外长对他的访华邀请，利维欣然接受，并商定一个月内成行。此后以方安排我们参观了一家现代化管理的工厂和农业项目，并到北部加利利湖地区参观，在离湖岸不远的集体农庄基布兹住宿，让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代表团一行还前往一所学校会见了当时在野的工党领袖佩雷斯，当时他正在那里召开工党代表会。佩雷斯对代表团访以成功表示热烈祝贺，并说，工党与利库德集团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存在分歧，唯独在发展对华关系上是一致的。他还表示，不论在何位置上，都会致力于以中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确实，即使在十几年后他出任以色列总统后，仍然兼任以中友好协会主席，热心促进以中合作，此乃后话。 1992年1月22日上午，副总理兼外长利维乘坐的以色列民用飞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当飞机在跑道上滑行时，驾驶舱两边的窗口插上中以两国国旗，迎风飘扬特别醒目。利维一行被安排在钓鱼台国宾馆下榻，第二天安排参观长城等名胜古迹。24日上午，从出访非洲风尘仆仆刚飞抵北京的钱其琛外长直奔钓鱼台宾馆，在十二号楼与利维举行会谈。会谈后举行了隆重的建交协议签字仪式，两国外长正式签署并交换了建交协议文本，完成了关系正常化的全部程序。至此，中国同中东所有国家都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与中东国家在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进入了一个全面稳定发展的新时期。 此后，中国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中东和会决定成立的五个工作小组的各种会议，积极在争端各方间劝和促谈，还通过承办会议等方式提供援助。在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和谈期间，江泽民主席对以巴进行了正式访问，并以“和为贵”力劝双方尽早达成全面和平解决。进入新世纪，中东和平进程再起波澜，严重受挫。中国从2002年起任命了中东问题特使，锲而不舍地坚持促和。这是中国首次就地区热点问题设立特使工作机制，是中国对中东外交的重要举措，充分显示了对中东事务的关注和对于和平解决中东争端的执着信念，也显示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在国际上赢得广泛赞誉，促进了与大国关系的良性互动，更带动了与中东各国全面合作关系的长足发展，本人也荣幸成为第三任中东问题特使。 2014年6月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的阿拉伯国家代表团团长。图为习近平与阿拉伯国家代表团团长合影。 中国同阿拉伯世界永远是朋友 2004年1月，胡锦涛主席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到访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是此行的一项重要议程。在阿盟总部的会见活动中，胡主席提出发展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新型伙伴关系四项原则，即以相互尊重为基础，增进政治关系；以共同发展为目标，密切经贸往来；以相互借鉴为内容，扩大文化交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同时，胡锦涛主席还宣布中阿合作论坛成立，这对中阿关系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中阿交往、 友好合作和相互支持历史悠久，但作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整体，论坛的成立标志着中阿双方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步骤。当时我出任驻埃及大使刚四个月，欣逢这一盛事深感幸运，记忆深刻。 进入21世纪，国际形势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在“9·11”事件发生后，反恐成为美国外交的首要任务，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两场战争，并推行旨在对中东进行民主改革的“大中东计划”，以图消除产生恐怖主义的土壤。阿拉伯乃至伊斯兰世界面临着一个新的局面，承受巨大的压力，需要寻求友好国家的支持，扩大外交回旋余地。与此同时，中国也面临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新形势。着眼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出发，深化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关系，进一步夯实中国外交的基础，是中国外交工作的一项重要使命。阿拉伯世界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与中国有着传统的友好关系和互利合作，可以说，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加强中阿双方的友好合作，是双方共同利益之所在。中阿合作论坛正是在传统友谊的基础上，又在新世纪双方共同需要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应运而生。此后，我荣幸成为中国驻埃及大使兼任驻阿盟的全权代表，这也是开创性的一步。在我任职期间，我很高兴每一次的阿盟首脑会议和外长会议（首脑会议每一年举行一次，外长会议每半年举行一次）总会发表一项关于发展同中国关系的决议。 “一带一路”为中阿合作插上腾飞的翅膀 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外交打开新局面，展示新风貌，中国对中东的外交也更显生机勃勃。2013年5月初，新一届政府成立刚一个多月，中国在一周之内邀请巴勒斯坦总统和以色列总理接踵访华，习近平主席提出解决“老大难”的巴以问题的“四点主张”，显示了新一届领导敢于直面热点问题、积极促进和平解决争端的姿态。2013年下半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一带一路”宏伟倡议后，中方十分重视与阿拉伯国家的合作，强调阿拉伯国家地处“一带一路”西端交汇地带，是建设“一带一路”天然的战略合作伙伴。 2014年6月5日，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主席出现开幕式并发表演讲，提出中阿双方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合作共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并提出了“1+2+3”的中阿合作格局：“1”是以能源合作为主轴，深化油气领域全产业链合作，维护能源运输通道安全，构建互惠互利、安全可靠、长期友好的中阿能源战略合作关系。“2”是以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两翼，加强中阿在重大发展项目、标志性民生项目上的合作，为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建立相关制度性安排。“3”是以核能、航天卫星、新能源三大高新领域为突破口，努力提升中阿务实合作层次。作为中国中东问题特使，笔者很荣幸出席这次盛会并聆听习主席演讲，深受鼓舞。 在论坛成立的2004年，中阿双方贸易额为364亿美元，到2014年攀升至1084.6亿美元：相互直接投资累计从11亿美元增至55亿美元：工程承包合作累计完成营业额从135亿美元提高到700亿美元。这些合作给双方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面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阿双方还不断探索如何在新形势下深化合作，共克时艰。为将这一合作格局落到实处，习主席还提出了中阿务实合作的三个“6”的重要目标，即争取未来十年将中阿贸易额从2400亿美元增至6000亿美元，中国对阿非金融类投资存量从100亿美元增至600亿美元以上，未来三年中方还将为阿方培训6000名各类人才。在高新领域合作方面，习主席提出了“三个中心”的合作设想，即探讨设立中阿技术转移中心，共建阿拉伯和平利用核能培训中心，研究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落地阿拉伯项目。 经历多年的动荡和挫折，求稳求治谋发展成为多数国家民众和当权者的共同诉求。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达成大大降低了大规模地区冲突的风险。在当前形势下，推动中阿合作共建“一带一路”恰逢其时，并可以此带动双方经贸、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高新科技等领域合作迈上新台阶，促进中阿各自的内部体制创新，挖掘内需潜力，增强内生动力，创造新的经济发展增长点。建设“一带一路”是人类历史上的一项伟大事业，同时又是十分艰难的事业，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历史已经证明，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共同的利益需求是推动中阿合作的不竭动力。我们既要有决心信心，又要有耐心恒心，百折不挠，以点带面，从线到片，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真正实现 “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不断造福中阿以及地区各国人民，共同谱写合作共赢、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壮美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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